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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青花帝国》:且将千年窑火,化作瑰丽诗章

来源:《创作评谭》 | 古耜  2019年07月16日08:20

近年来,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,历史文化散文创作,再度焕发出饱满强劲的艺术生机。一批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且心有所系的散文家,立足现实,思接千载,以执着坚韧的探索精神,捧出一批颖异超拔、各有风采的作品。出自江右实力作家江子之手的《青花帝国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,当是其中之一。这部聚焦中国瓷都景德镇历史的散文作品,虽然体量不大,只有十几万字,但由于经历了作家长达三年的广泛研读、深入思考、认真打磨,以及无数次实地考察与现场采访,所以依旧堪称精神高蹈,意蕴丰盈,表达精致,风格独特,很值得文坛和读者予以关注。

尽管很多人习惯于把历史文化散文划归文学范畴,但事实上就其本质而言,它是历史与文学的嫁接与互补,或者说是民族文化史上“文史合一”传统的当代赓续与折光。唯其如此,时至今日的历史文化散文,在亦史亦文的大前提之下,很自然地呈现出更侧重于历史或更侧重于文学两个向度。其中前者重材料、重论证、重考辨,旨在探寻和揭示历史上那些被遮蔽被扭曲的存在;而后者则重性灵、重感受、重文采,力求为历史踵事增华,使其平添脉跳、体温与活力。如果说这样的划分和描述大致不错,且可以作为阅读历史文化散文的一种视角,那么应当承认,一部《青花帝国》明显属于后者。这部作品讲述景德镇的陈年旧事,固然携带着足够的历史元素,如清晰的朝野情景,实有的各色人物,准确的行业沿革,翔实的史料数字等,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客观的知性编码和单纯的史实转述,而是作家以文学为本位,融入了激情淘洗、想象生发、神思推助、灵感照耀和语言变奏的艺术叙事,是对历史的别样解读与生动写意。于是,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和在窑火中现身的青花帝国,最终化作瑰丽诗章,令读者在直观岁月沧桑、瓷艺百变的同时,尽领其中的丰腴美感与隽永况味。

阅读《青花帝国》不难发现,该书的结构较为奇特—它不像常见的文史作品那样,遵循时间或朝代的刻度,来编织本文次序,由此展开线型衔接与纵向递进,而是撷取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传文学的某些营养,先把历史上与景德镇瓷业发展有着重要关联的各色人物,依其不同的职业或身份,如工匠、画师、督陶官、皇帝、诗人、藏家、使者、江湖人士等,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单元,进行“列传”或“合传”式的描述与皴染,然后从全书的主旨与意脉出发,完成板块式的镶嵌与组合。这样一种结构方式,不仅可以避免一般线型叙事容易出现的沉闷与板滞,而且有效地强化了整部作品的“人学”色彩—事是风云人是月,人的凸显,自是历史文化散文的高端境界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点极为重要:以人物为中心的板块式结构,借助作家的发散性思维,把瓷都的千年窑火同苍???、波谲云诡的历史时空有机地连在了一起,形成了万象辐辏、异态纷呈的艺术画卷。对此,李敬泽先生有切中肯綮的评价:江子“以青花为中心,缔造辽阔帝国,从君王到工匠,从陆地到海洋,从东方到西方,人的劳苦和野心,卑微和高贵,伤痛和狂喜,原来只为了,青花在瓷器上绽放”。而这种简中寓繁、万取一收的艺术效果,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作家独具匠心的结构营造。

《青花帝国》精彩讲述瓷都历史,精致描绘人物列传,而这种讲述与描绘同样注入了作家的个性化追求:“我反复按住自己的冲动,坚决不肯在文中出现‘我’……我不让‘我’在文中出现,原因是我一直没想好:‘我’该是一名画匠、拉坯匠,还是景德镇浮梁衙门里的一名低阶幕僚?可是仍然无法否认的是,我其实还是写下了自己—一个爱瓷的自己?!保ā陡徘嗷ɑ丶摇罚┱饩褪撬?,作家在构建“青花帝国”时,有意识地避开了历史文化散文常见的那种作家居高临下,全知全能的言说姿态与行文方式,而注意把自己放到史实的低处,坚持以一个普通爱瓷者的身份与口吻,展开尽可能客观,但同时又有意图、有寄托的叙述与描写?;痪浠八稻褪?,作家放弃了对作品题旨的直接介入与硬性阐发,而将这些化作材料取舍、情感评价、叙事详略以及笔力轻重,巧妙浸透到一系列人物、事件与场景之中,为作品平添具有“冰山”(海明威语)特点的深层意蕴和内在张力,进而给读者以认知与启迪。

不妨来看《皇帝的花朵》。该篇梳理了五位中外帝王同景德镇或青花瓷的关系,而每一位帝王的青花情结都是别有承载,颇具内涵。其中宋真宗赵恒在做出“御驾亲征”“澶渊之盟”等重大决策的同时,把正在使用的景德年号赐给了瓷业发达的南方小镇,折映出一个朝代文化意识的觉醒和财富增长的讯息,进而令读者禁不住重新打量和评价宋代社会。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设立浮梁瓷局,推动瓷业发展,不仅传递出这位草原大帝对中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,同时也显示了文化自身的价值和力量—它最终决定着社会发展,民族命运和国家消长……《使者:郑和的船队》在青花帝国和郑和出洋之间搭起隐约而又实在的桥梁,其二者之间的种种交集与变化,生动演绎着一个宏大主题:由国门的开与关所导致的历史的喜与悲。而一篇《江湖:都昌会馆》则透过帮会这一特殊视角,深入诠释了手工业时代社会底层的生存、竞争与发展,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复杂纠葛与激烈冲撞,堪称是一次高度形象化的中国经济的“却顾所来径”。

在所有这些历史风景中,最见作家思想深度和洞察能力,也最让读者眼前为之一亮的,当是《工匠:童宾之死》和《督陶官:唐英的手腕》二文接续讲述的故事:明万历皇帝敕命制造的大龙缸屡试屡败。督陶官潘相震怒,欲以抗旨罪乱施淫威。为了让窑工们免遭劫难,肩负重任的把桩师傅童宾,毅然投身窑火,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大龙缸的问世。据说,他因此得到了窑工崇拜和帝王表彰。这段故事在民间经久流传,只是一旦较起真来,却又破绽多多,似是而非。清代督陶官唐英,显然不在意故事的真伪,而是从中读出了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仁、义、忠、勇。于是,他为童宾修庙、造像、立传、题匾,将一个雄奇的民间传说改造为庄严的官方话语。必须看到,作家对童宾和唐英的浓墨重彩,绝非为了渲染一段瓷业传奇,而是旨在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生成方式:“民魂”与“官魂”相交织,江湖与庙堂相融合,而打通其精神脉络的则是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—在这方面,我们以往的认识一向不无盲点。

作为一部散文作品,《青花帝国》所采取的语言修辞策略,亦显得别具一格。这突出表现为,作家的散文叙事明显融入了小说笔法。譬如:在讲述童宾纵身窑火、唐英九江病故、伍良臣(《藏家:高安的元青花》)夜藏青花时,作家都注意调动合理想象,按照事理逻辑,营造具体场景,激活典型氛围,贻人以栩栩如生的逼真感。而在推出狷狂的画师和风雅的诗人时,作家则努力勾画人物特点,突出人物性格。一时间,只想把自己藏起来的瓷艺大师昊十九,捏着紫砂壶在街头游走的仿古高手周丹泉,以及格物诗人龚鉽等等,纷至沓来,跃然纸间,历历在目。而无论写人物抑或写场景,作家都使用了一种亦刚亦柔、亦庄亦谐的互补性的笔墨,从而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与可读性。这在文学语言粗鄙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当下,自然也是难能可贵的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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